學生佔領“立法院” 台式民主怎麼了？

2012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我在台北觀選。我可以感受得到年輕人對政治的不感冒。這讓許多大陸朋友感到困惑。我的學弟馬軍彼時正在台北讀碩士，他身邊有許多台灣同學甚至不明白“不分區立委”的“政黨票”是怎麼回事，大陸學生馬軍扮演了解答者的角色。他們喜歡的那些簡單的小情歌，沒有羅大佑充滿社會關懷的憤怒，而是討論什麼叫美麗、什麼叫醜陋、什麼叫疏離……對他們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對話就是政治。
台灣學生們為什麼要佔領“立法院”？
兩年後，他們佔領了“立法院”，並向馬英九通牒，底牌已掀——退回與大陸簽訂的服務貿易協議，並承諾永遠不啟動談判。至此，這個已經在台灣“立法院”躺了近八個月的議題達到了高潮。各路人馬開始搭順風車，21日，民進黨發動包圍“立法院”行動，各大要員全部到齊。一些藝人也開始力挺學生，張口必談“民主”。而親國民黨的輿論則在一味強調簽訂服貿協議的必要性、普及經濟全球化的常識。
服貿議題已演變成雞同鴨講的羅生門，挺服貿的、反服貿的，幾無交集空間。一張台灣網友製作的漫畫將這種現象表現得淋漓盡致——《機器貓》的主人公大雄的老師問他，如果我給你90元，你再去跟胖虎拿10元，你一共有多少錢？大雄回答0元。老師大怒，“你根本就不懂數學。”大雄反擊，“你根本不懂胖虎。”
在大陸社交媒體世界裡，這個事件也開始發酵。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平常十分熱愛台灣的朋友，曾不斷思考台灣制度變革、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發展的經驗是什麼，有哪些是當下的大陸可以作為鏡鑑的，以至於我們常被調侃為“台灣五毛黨”。
但此次服貿風波卻讓人極為失望，資深媒體人段宇宏甚至把那些佔領“立法院”的學生稱為“綠衛兵”，“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只懂得民進黨說這是賣台，要是尊重法律和程序，在一個人類社會發展指數排在全球第22位的民主政體裡，還會去幹出衝砸民選議會機構、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丟臉，讓大陸憤青興奮至極的事嗎？ ”
為什麼學生們要佔領“立法院”？
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不同訴求：第一，質疑程序不正義。不少力挺服貿的人認為，政府已溝通、宣傳了八個月，該說的話、該開的公聽會，全用盡全力，是反服貿的人沒聽進去、也不想听。反服貿者則反駁，馬英九政府決策過程黑箱，暗自做了壞事卻企圖想逃避。
第二，對服貿協議進行逐條分析，認為台灣吃虧了。
第三，則是“逢中必反”，在facebook上流傳著許多不靠譜到令人髮指的謠言，一堆台灣朋友驚恐的討論大陸人蜂擁移民台灣的恐怖後果，比如一張大陸海報，上面寫著花4.8萬元即可移居台灣，加劇了許多人的恐慌。
最後則是跟風發洩對現狀不滿者及職業抗議者，如在抗議場合裡，還出現了宅男女神“雞排妹”鄭家純。身穿白色短裙的“雞排妹”爬梯子翻過“立法院”圍牆，進入議場聲援學生，吸引到不少媒體鏡頭。學生們有多少人真正閱讀過和了解服貿協議不得而知，但這些三線藝人和部分年輕人正在成為職業“抗議家”，吸引眼球是其最大的目的。
與全球其他地區抗議全球化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各種運動相比，台灣的抗議活動極為容易失去焦點，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的利弊儼然已經變成一個假議題。這當然和兩岸關係的特殊性有關，歐美等國家的兩個政黨之間的分歧更多是政策的左右、保守與自由、效率與公平之爭，而台灣過去選舉的焦點一直是“統獨”之爭。
台灣民眾渴望與大陸的良好關係所帶來的和平和繁榮，但他們並不願意為了得到和平與繁榮，而改變現狀。但北京的立場無法動搖，北京的影響也是無法迴避。因懼怕北京的影響，許多台灣人本能希望與北京的接觸越少越好。
“台式民主”怎麼了？
撇開大陸因素，單純看此事件還是可以對台式民主的弊端窺知一二。
政黨輪替常態化，兩顆子彈等陰影早已遠去，為何在馬英九執政的第二個任期，會爆發如此多的抗議事件？國民黨人在解嚴後，曾進行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但受到黨內保守派的影響，當年，改革派認為，直選符合民意，而且美國式“總統制”正成為所有新興國家效仿的對象。保守派則堅持孫中山的“五權體制”，認為國民大會不能廢除，反對“總統”直接選舉，過去的“總統、內閣混合製”可以有效制衡權力。
最後台灣確定的選舉制度成為各方妥協的結果，為了滿足老國民黨人“以黨領政”、延緩執政生命的需求，孫中山獨創的五院制度被保留，“總統”也被允許直選。因此台現行“憲政體制”既不是“總統制”，也非“內閣制”，被稱為接近“總統制”的“半總統制”。“總統”、“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間的也常因權責不清而導致政局紛亂。
權責不清，加上兩個政黨的政治立場幾乎完全對立，也造成“立法院”內的政黨協商極為困難，同時這也影響了文官體制的運作。在台灣，官員分為“政務官”與文官，二者最大的區別就是行政與政治的劃分，政務官隨著領導人及“行政院院長”任期結束下台，而“部會”裡的常務次長文官以下則不受選舉影響，是鐵飯碗。理論上，文官既然效忠於納稅人，一個經過民意、選票洗禮的政府上台，命運受其擺佈也合情合理合法。
但因為藍綠對立，一些專業的文官因為被懷疑是“前朝遺臣”得不到重用，文官成了政治分贓的遮羞布，拿文官交換政治利益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如2008年馬英九一上台，時任“行政院長”劉兆玄將像徵著文官最高官銜的“行政院副秘書長”陳美伶平調至消保會擔任秘書長，此舉被認為是忌憚陳長期在扁政府任職，顏色較綠，陳美伶最終也選擇了“退休”來結束自己的文官生涯。因為顧忌文官體系的弊端就因噎廢食，反而助長“小圈子”的封閉決策。
這導致整個文官體​​係都學到“別給老闆惹麻煩，自己就不會招麻煩”的現象。美國牛肉風波、反對核四風波、洪仲丘案、兩岸事務談判，文官體制明顯失靈，大多數具體執行的官員擔心惹麻煩的狀況，既然政務官們已經給了底線，一切行為就只要服從該底線，別節外生枝。當年，陳水扁以終止國統會挑釁北京，而對馬英九來說，缺乏專業判斷的“國安”、兩岸決策對台灣整體利益帶來的創傷將是永久性的。
同樣因為藍綠立場的對立，每當有公共議題爆發時，許多政治人物，尤其是反對黨的政治人物會出現“精英的偏差行為”。這個名詞源於美國社會學者David R. Simon同名學術著作，近年來屢次被台灣研究者提及。Simon指出，許多國家的統治菁英愈來愈“高度的不道德”，這不是指他們的私德，而是指他們對公共事務欠缺了“公德上的敏感”，每當問題發生，他們就會去製造一個“虛假的陣線”（False Front），好像他和人民站在一邊，但事實則是透過扭曲、遮蓋、欺瞞等種種方式，將問題往他意圖的方向牽動。這乃是現代極普遍的“政治操縱模式”。
我們能否從台灣人身上找回自己？
台灣近年來了陷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對許多台灣年輕人來說，他們面臨的是台灣經濟高速增長後的停滯期，各種泡沫的崩裂，失業率上升，“念不起書”的憂慮不斷萌發、“流浪博士”的說法悄然風行。與他們的父輩最大不同是：他們生下來，就呼吸著民主的空氣。對他們而言，民主不是作戰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滿意時的一記“否定”。他們不信任權威，也不信任經濟學者，更不信任當局，甚至對自己都缺乏自信。當“精英偏差行為”遇到這樣一群年輕人，造成了渭分明的對立，並非簡單有無常識的區別，它真實呈現了民主發展尚未成熟的集體不信任感。
因為民主正在進行時，台灣官方不會做出過激行為，但對學生佔領“立法院”如何定性也將是難題。英國《經濟學人》大篇幅報導此事，認為馬政府能夠容忍學生佔領立法院這麼多天，實在是高度地不尋常(highly unusual)。
年輕人們終將撤離議場，他們喊出了“這是我們的民主，而我們還會回來”的訴求。也許他們的行為有聚焦的作用，讓人注意到三權分立體制內，代議制縱令有失靈現象，它的矯正方法也不可能是一群自稱充滿理想的學生佔領民選議會，並對議會諄諄教誨，教民意代表應該怎麼做。
比學生們更為可怕的是企圖搭便車者，透過事件牟取一絲政治利益的政治精英。他們試圖將年輕人們視為盟友，但未來也很可能是自己的惡夢。就像漢娜阿倫特所說的那樣，極權主義正是來自於一群狂熱的群眾。如果說極權主義需要運動來維持，那麼群眾就是被運動的對象，即使運動聲勢浩大，但群眾永遠都是群眾運動的客體。
而對於遠在大陸圍觀者來說，台灣像是一面破碎的鏡子。就像專欄作家賈葭在《有意義的他者》一文中寫到，“我一味在尋找台灣對於大陸的意義，卻在不經意間，成就了大陸人對台灣的意義——讓他們重新確認了自己的製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一位台灣學界的前輩，把這個總結為“有意義的他者”。簡單說，即從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們能否從台灣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會。這，真是一個悲涼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