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檔案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08年留學日本並加入同盟會，1924年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校長，1926年先後製造“中山艦事件”、提出“整理黨務案”，打擊共產黨和革命勢力，相繼攫取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以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等要職。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西安事變後接受抗日主張。抗戰勝利後發動內戰。1948年召開國民大會，當選“總統”，1949年1月21日宣佈“引退”，同年敗退臺灣，歷任“總統”及國民黨總裁，1975年4月5日於臺北去世。
在中國現代史的座標上，曾立著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從上海灘很快發跡，成為黃埔軍校的第一任校長；他冒著生命危險登上“永豐”艦，護衛蒙難的革命領袖孫中山；他以縱橫捭闔的膽略和氣魄領導東征，使軍閥混戰的舊中國歸於一統；他在抗戰初期喊出“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錚錚誓言；他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出任盟軍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成為中、美、英、蘇四大國領袖之一。然而，他始終與中國共產黨為敵，在“四一二”血案、五次“圍剿”、皖南事變和三年內戰中，他的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鮮血，成為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千古罪人。嘲弄歷史的人終究被歷史所嘲弄。當北京天安門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時候，他帶著對昔日輝煌的記憶和對今日失敗的悲哀，倉皇逃往臺灣孤島，在那裏遷延歲月，直到1975年4月5日離開人世。
他，就是1948年12月25日新華社發佈的43名國民黨“戰犯”名單中的頭號“戰犯”——蔣介石。
蔣介石在臺灣實行土地改革
蔣介石兵敗逃台以後，吸取大陸失敗的教訓，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發展生產、改善民生的措施，以鞏固其統治基礎，當務之急就是著手解決農村土地問題。
在臺灣歷史上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本佔領時期，臺灣經濟遭到極大的破壞。日本在台貫徹“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把大量歷代漢族和高山族農民辛勤開墾的土地沒收為官有。在他們的巧取豪奪下，全台68.5％的耕地、山林歸殖民政府、日本財閥及少數人佔有，廣大農民幾無立錐之地。臺灣地主的剝削強度和農村階級對立的尖銳程度，比大陸諸省有過之而無不及。
蔣介石一到臺灣便宣稱：“我們要為堅持、實現三民主義而戰，滿清革命時期，我們乃是以民族主義為重心；在軍閥革命時期，則是以民權主義為重心；在今日國民革命時期，乃是以民生主義為重心。”實施民生主義的起點，便是開展“土地改革”。
蔣介石政權的“土地改革”是分三步進行的：
第一步：“三七五減租”。
一是限定耕地租額。扣除種子、肥料等成本費25％，剩餘75％由農民、地主各得一半，即37.5％。換言之，即地主收取地租，最多不能超過租地全年出產物的37.5％。原約地租超過37.5％者減至37.5％，不及者不得增加。這就大大減輕了農民的地租負擔。
二是確定耕地租期，鞏固佃權。1951年6月，臺灣當局頒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廢除租地押金制和預收地租制，租約必須以書面簽訂，租期不得短於6年，對不到6年而地主撤佃的情況作了種種限制。該法案頒佈後，佃農只要與地主簽訂租約，即可取得至少6年的土地支配權，在此期間，只要每年交納總產量的37.5％地租，產量增加租額也不變。因此，佃農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遂熱心于加強田間管理和短期水利建設，保護了佃農利益。
三是災歉之年地租減免。因災害等原因造成農作物歉收時，承租人可以請求鄉鎮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查勘歉收情況，認定減租辦法。地方發生普遍耕地因災歉收獲量不及三成者，應予免租。
第二步：“公地改領”。
日據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移民佔有大量土地，臺灣光復後，國民黨政府接收了這些土地，名曰“公地”。1948年4月，臺灣省政府頒佈《臺灣省放領公地扶植自耕農實施工作要點》，劃出所接收土地中的零星部分，向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出售。這種小規模的試辦公地改領，因次年推行“三七五減租”而暫時中止。1951年6月，臺灣“行政院”核定“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開始以貸款方式向農民大規模實施公地改領。實施辦法是以放領土地的作物全年總產量的兩倍半為地價，按承租耕地的現耕農、雇農，耕地不足的佃農、半自耕農等順序承領土地，承領者分10年向當局償還地價，還清後即為土地所有者，承領土地按品質分為三等，按承領人的家庭人口和耕作能力酌定承領面積。承領公地的價款負擔較“三七五減租”輕，農民可從中獲益，而放領公地的地價收入則主要用作扶植自耕農基金和發展農業生產基金，以改良水利設施和增加農業貸款。
第三步：“耕者有其田”。
為進一步深化“土地改革”，1952年7月24日，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召開第371次會議，確定下一階段的土改中心為實施“耕者有其田”，並提出3條基本原則：採取溫和手段；在不增加農民負擔基礎上使其獲得土地，兼顧地主利益；地主所獲地價由政府引導轉向工業。1953年1月26日，蔣介石下令頒佈《耕者有其田條例》，並規定自1953年5月1日起實施。
此條例內容是：將臺灣土地分為26個等級，第1等級為最肥沃的土地，依次類推。地主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為中等水田3甲，計43.5畝，或中等旱田6甲，計87畝。如保留上等肥田，則限額酌情下壓。凡超過限額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徵購後轉售給無地或少地農民。“政府”賣給農民的價格為耕地全年收穫總量的兩倍半，購地農民分10年向當局償還地價，還清後即為土地的主人。
“政府”也分10年向地主償付地價，支付方法是採取債券和股票相結合的方法。
從總體上看，以1949年的“三七五減租”為起點，到1953年底，以“耕者有其田”為基本內容的“土地改革”已大體完成。
臺灣的“土地改革”雖然有它的局限性，但畢竟成功地使臺灣農業迅速恢復到戰前最高水準，並帶動了臺灣工業經濟的恢復。正如臺灣當局所稱，這種“溫和的土改”是一次“合理的、不流血的革命”。蔣介石也認為，這種土改方法“使經過‘土改’後的地主，能同時參與‘國家’的工業建設”。
臺灣土改雖是國民黨政權亂中求穩的權宜之計，但也不失為蔣介石的明智之舉。
蔣介石堅決打擊分裂分子
對於島內外各種分裂勢力的分裂活動，蔣介石均採取了堅決的打擊政策與反對立場。
第一，蔣介石嚴正批駁“兩個中國”的謬論。
1955年2月14日，美國陰謀策動新西蘭製造“停火”說，臺灣當局出於固有的民族主義立場，多次予以抨擊，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早在1947年美國製造分離臺灣的陰謀時，臺灣省主席魏道明就曾奉蔣介石之命，以強烈措辭駁斥分裂臺灣的企圖，迫使美國駐臺灣總領事克倫茨匆忙舉行記者會予以闢謠。對於1949年中期美國製造的種種分離中國的方案，蔣介石當時均予以堅決抵制。據蔣經國日記記載：“英美恐我不能固守臺灣，為‘共軍’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蔣認為：“對美應有堅決表示，餘必死守臺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絕不能交歸盟國。”1949年6月20日，蔣介石再度向美國及麥克亞瑟表明對“聯合國託管”
說與各種分離臺灣方案的態度與立場：“臺灣移歸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實際為‘中國政府’無法接受之辦法，因為此種辦法，違反中國國民心理，尤以中正本人自開羅會議爭回台、澎一貫努力與立場，根本相反。”
第一次“台海危機”發生後，當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遜帶著美國“沿海島嶼停火”計畫抵達臺北交給蔣介石時，蔣警告說：如果他本人同意新西蘭的“停火”建議，將無法在島內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允許安理會討論這一建議，還會導致聯合國討論中國的代表權問題。後來，蔣作了妥協，提出儘快締結台、美《共同防禦條約》，而且締約時間應在新西蘭提出議案之前，才能減輕其所造成的傷害。台、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簽了字，但“停火”在臺灣當局看來，實等於要其放棄“反攻”，為“兩個中國”的合法化鋪平道路。這對於臺灣當局的打擊遠比丟失沿海若干島嶼要嚴重得多。為此，臺灣當局開始強烈譴責美國的行為。1955年2月5日，臺灣當局駐聯大“代表”蔣廷黻在紐約譴責“停火”和“兩個中國”的謬論。
2月8日，蔣介石在臺北講述國際形勢時，宣稱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人割裂”。他指責在外島“停火”是“別有陰謀”，鼓吹“兩個中國”“荒謬絕倫”。蔣還大罵英國等國是“不守正義”、“不講公理”、“乘人之危”的“自私自利者”。同月14日，蔣介石為大陳撤退舉行答記者問時再度抨擊“停火”與“兩個中國”主張，宣稱聯合國須先“對侵略者施行制裁，非與之商談停火”，同時宣稱確保金、馬，“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
由於蔣介石始終堅持抨擊“停火”說與“兩個中國”的謬論，中國政府也堅決反對美國的分裂主張，迫使美國不得不有所收斂。
第二，堅決打壓“台獨”活動。
蔣介石敗退臺灣後，為了繼續維持蔣家小朝廷的反動統治，除了拿出主要精力對付人民解放軍的進攻之外，同時在島內全力堅決打壓“台獨”活動。他把“台獨”分子的活動統稱之為“叛亂”活動，“台獨”分子的小組織被列為“叛亂”組織。1949年5月19日，奉蔣介石之令出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宣佈：自5月20日起在全臺灣實施“戒嚴”。此後臺灣國民黨當局頒佈了一系列法令和法規。其中在嚴懲“內亂”罪條款中規定：“意圖破壞團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在1949年6月21日頒佈的《懲治叛亂條例》中規定：預備或陰謀犯叛亂罪者處10年有期徒刑。也就是說，即使沒有付諸行動，也可以以“預備犯”或“陰謀犯”的罪名予以打擊。
國民黨退台之初，蔣介石政權對“台獨”分子的活動均援引上述條款，以“叛亂罪”或“涉嫌台獨”等罪名予以嚴厲打擊，毫不手軟。林熊祥、許丙之流追隨日本侵略分子從事“台獨”活動被破獲並被判刑。此後，島內“台獨”分子的活動主要表現為借“台獨”來反抗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國民黨當局毫不手軟，至20世紀60年代末，在島內破獲多起“台獨”案件，被捕者多達數千人，其主要“台獨”案件有：
其一，“臺灣再解放聯盟臺灣支部案”。臺灣“農復會”英語翻譯黃紀南接受廖文毅的“台獨”理念，於1949年3月與廖文毅侄子廖史豪秘密成立了“臺灣再解放聯盟臺灣支部”。因其“台獨”活動被警方注意，翌年5月下旬該支部7名成員先後被捕，均因“參加叛亂組織或集會”被軍法處起訴並判刑。
其二，高雄“臺灣共和黨”案。高雄黃陽輝受廖文毅指令，於1958—1959年秘密組建“臺灣共和黨”。該黨計畫短期內在臺灣製造小規模騷亂，為兵變做準備，10年內發動兵變，奪取政權。至1959年底，黃陽輝等三十多人被捕，並被處以重刑。
其三，廖啟川事件。
1961年9月17日，廖啟川、孫秋源因涉嫌反國民黨和主張“台獨”，分別在臺北家中被臺灣“警備總部”逮捕。
其四，蘇東啟事件。1961年9月19日，雲林縣“議員”蘇東啟夫婦以“涉嫌叛亂”罪被逮捕。蘇東啟為雲林縣“議員”，曾參加雲林“縣長”選舉。落選後，與省“議員”李萬居一起參加“中國民主黨”籌組工作。因當時雲林縣人詹益仁，林東鏗密議組織反對國民黨的組織，圖謀“臺灣獨立”，故拉有聲望的蘇東啟加入，並擔任領導，以擴大影響力。1961年1月，張茂鐘在雲林縣詹益仁處商議成立武裝行動隊，草擬了行動計畫。3月9日，武裝行動隊欲乘國民黨第1047部隊換防之機，襲擊兵營，奪取武器。但因消息洩露，臺灣“警務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罪，于19日淩晨逮捕了蘇東啟夫婦，並沿線追蹤，陸續逮捕三百餘人。1962年5月17日，臺灣“警務司令部”以“陰謀叛亂、推翻政府罪”，將蘇東啟、張茂鐘等人判處死刑。
其五，“臺灣獨立聯盟”事件。1962年7月，施明德等三十余名青年學生被臺灣“警務司令部”以“叛亂”罪逮捕。
施明德，1941年出生在臺灣高雄。1962年他是國民黨炮兵學校候補軍官班13期學生，他與其他學生互相串聯，探討臺灣前途，主張走“臺灣獨立”道路，並成立“臺灣獨立聯盟”。其宗旨是“推翻國民黨，建立臺灣民主共和國”。約定在台中、高雄等地發展力量。事情敗露後，均被國民黨逮捕入獄。
蔣介石諸病纏身
1969年7月上旬，蔣介石、宋美齡夫婦與往年一樣，從士林官邸搬到了陽明山官邸避暑。這是一個晴朗的下午，蔣介石、宋美齡在軍警們的嚴密保護下，乘車由士林方向回草山官邸。車隊行駛在陽明山的仰德大道上，這是一條由臺北市政府和陽明山管理局聯合撥款，專為蔣介石上下陽明山方便而修建的高級公路，唯一的缺陷就是路勢陡峭。
當蔣介石的車隊快速經過仰德大道嶺頭附近的彎道時，前方另側車道有一部下山的公路班車正停靠在站牌前，等待旅客上下車，車隊前導車因為剛剛轉了個陡彎，所以沒有來得及看清楚這部班車的後面有沒有車過來。正往前疾馳的時候，突然一部軍用吉普車從班車的後面猛然超車。眼見著前導車將與沖下來的軍用吉普車迎頭相撞，司機見情況緊急，猛地將車刹住。就在這關鍵的一瞬間，緊跟在前導車後面的蔣介石夫婦座車的司機來卻不及急踩刹車，車頭猛然向前導車的車尾撞去。
在座車與前導車相撞的一刹那，劇烈的衝撞力量，使手握拐杖、正閉目養神的蔣介石的身體猛烈地向前拋去，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上，蔣介石的胸部當場受到了嚴重的撞傷，陰囊也被撞腫了，嘴中的假牙也飛了出來。
汽車相撞時，宋美齡正坐在蔣介石的左側，她的雙腿撞到了前面的玻璃隔板上。她疼痛萬分，厲聲叫喊，呼天搶地，好不淒慘。
幸好跟在後面的隨從車司機反應機敏，一見前面情況不對，趕緊刹車，要不然撞到了前面蔣介石夫婦的座車，那後果就更不堪設想了。
車禍發生後，現場一片慌亂，警笛厲叫，救護車隨即趕到，軍警封鎖了現場，並儘快疏散過往車輛，蔣介石夫婦立刻被送到醫院急救。
陽明山車禍後，蔣介石連病帶驚，一蹶不振，身體狀況急劇變化。有一次，他在會見一位國民黨老將軍時曾不無憂傷地說：“自從這次陽明山車禍後，我的身體受到很大影響，不但腿不行了，身體也不行了。”宋美齡的腿部也受到相當的創傷，一直到她晚年，她每逢冬天，雙腿都會不適，這就是陽明山車禍給她留下的後遺症。
原本蔣介石的身體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幾次感冒的幾率，然而，在這次車禍不幸之後，其身體出現了惡化的警訊。其中，心臟擴大，是他爾後身體健康的致命傷害。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車禍事件還只是一個開端。
1971年春暖花開的時節，蔣介石某天一大早起來做完早禱，用畢早餐後，到廁所小解，突然發現自己的小便中帶著殷殷血絲，神情十分驚恐，急喊副官找醫生來查個明白。醫生經過仔細察看後，告訴他這只是以前做前列腺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但蔣介石、宋美齡夫婦並不相信，覺得其中必有不治病灶。不久，他們從美國請來專家作進一步檢查，洋醫生用電療的方法，將前列腺有問題的部分燒死，暫時穩定住了小便帶血的症狀。
但是，電療手術的第二年春天，蔣介石小解時，發現尿中帶出的已不是過去的血絲，而是小血塊。一時間，他緊張驚悸、方寸大亂。醫生趕到官邸，對尿樣做了檢查後，告訴他，這是電療手術後的正常現象，因為如果當時電療結疤後沒有及時處理好，多半會造成這種習慣性出血情況，不必緊張。蔣介石聽後，哪里肯信，但多個醫生都作出同樣的診斷結果，他也不好再問了，只是從此以後，他的神情變得十分沮喪，走路無精打采，臉上的笑容越來越少了，每到廁所小便一次，似乎都是在與閻王派來的夜叉小鬼過一回招。
自此之後，士林官邸的洗手間內擺上了空瓶子，只要蔣介石發現尿中有小血塊，總是大聲呼喊副官趕快來到，將尿瓶立即送給醫官檢查。起初，當尿瓶送到時，醫官們還真當回事，日子長了，他們倒不以為然了。侍從們大都習以為常了，只是蔣介石本人對此越來越心存驚悸，小便出血幾乎成了他的心病。
一天，副官站在蔣介石身後侍候他小便，忽然見他驚慌萬分，副官連忙將一隻尿瓶遞到蔣介石手中，蔣介石雙手發抖，握著尿瓶接完血尿，毫無血色的臉上露出了驚恐的神情，“快！快！你趕快把這瓶血尿送給醫官檢查，看看裏面到底有幾個紅血球？”
副官不敢怠慢，疾步奔到醫官的辦公室要求立即化驗。醫官一手拿著尿瓶在眼前晃蕩了幾下，一手夾著一支雪茄，嘴角上露出無奈的笑容。他朝副官面前吐了一口煙後，說：“老弟呀，回去稟報老先生，這種毛病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不要害怕，當然也沒法根治，還要檢查什麼紅血球？你去把它倒到廁所裏去吧！不用化驗了！”
蔣介石到臺灣後，幾乎每天都抽出時間在官邸的林蔭小道上散步，不需別人攙扶照料，行走自如，興致高的時候，還常與家人、隨從談笑風生。但到了1971年夏天，這種情形發生了變化，隨從及家人們發現，蔣介石每走幾步就要停頓下來，張開嘴大口地呼吸，舌頭不斷地往外伸，說話的時候舌根發硬，口齒不清。跟隨的副官幾次見到這種情形後，立刻向醫官作了報告，醫官隨即給蔣介石作了檢查，結論是：蔣介石可能血管硬化，進而肺部缺氧，因此呼吸時只能將舌頭伸出，大口呼吸。醫官叮囑侍從們平時多加小心注意。
這個夏天之後，血管硬化引起的周身反映漸漸表露出來了，蔣介石的四肢功能在退化，走路打晃，拄拐杖有時都不頂事，常要人攙扶，雙手顫顫抖抖，不要說寫字了，連點眼藥、剪指甲都要請人代勞。
1971年秋，正是臺灣島瓜熟果香、氣候宜人的季節，身體不如以前的蔣介石打算出門散散心，飽覽一下田園風光。11月某日，在隨從們的照護下，他來到高雄清湖度假。那天中午，蔣介石突然想上廁所大便，發現整個馬桶全是鮮血。蔣介石隨即被送進了“榮民總醫院”。
在住院治療的一個多月裏，蔣介石因肛門旁邊的肌肉已經潰爛，疼痛難忍，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整日整夜地俯臥在床上，吃盡了苦頭。
1972年春天，蔣介石、宋美齡一行到日月潭度假，住進了涵碧樓招待所。某日上午，蔣介石從宋美齡書房前路過準備往外走，侍從們見狀立刻要走過去跟隨，但因為宋美齡的臥室就在附近，侍從們怕聲音大，吵醒了熟睡了的老夫人，只得繞過一個回廊，快步跑到蔣介石的面前。但還沒來得及趕到，蔣介石站立不穩，一個踉蹌跌倒在地上。
響聲驚動了宋美齡，她大驚失色地走出房門，厲聲責備道：“這是怎麼搞的？你們怎麼可以讓老先生摔倒在地呢？副官幹什麼去了？”副官們面面相覷，誰也不敢搭腔。蔣介石在一名副官的攙扶下，一面慢慢地站立起來，一面上氣不接下氣地打圓場，“這不是他們的錯，是我自己不小心，沒事！沒事！”但宋美齡並不肯就此甘休，餘怒未消，“以後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裏，只要先生一出房門，你們就給我直接過來扶著老先生。”
蔣介石摔倒的消息，加上宋美齡這次少有的厲聲訓斥，立即驚動了官邸上下，醫官迅速趕到現場，做了檢查，發現沒有造成外傷和骨折後才算舒了一口氣。從此，隨從們半步也不敢離開蔣介石。
蔣介石的身體因血管硬化而在不斷地惡化，他吐出舌頭喘氣的那種姿勢令官邸的人看了十分揪心和害怕，不祥之雲籠罩在官邸上空。
1972年6月，士林官邸的醫官特別為蔣介石做了一次全身體檢，檢查結果讓在場的醫生們大吃一驚，原來蔣介石的心臟比前一段時間大了許多，如果不好好靜養，將有生命危險。
醫官將檢查報告直接送到了蔣介石的面前，告訴他檢查出來的結果，建議他立即停止一切對內對外活動，休息半年，最好能在一個全封閉的狀態下，安安靜靜地以養為主。
蔣介石聽了醫官的建議後，大為緊張，馬上去向宋美齡說明了檢查結果和醫官的建議，並且徵求她的意見，“陳醫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麼樣？”
蔣介石本來只是純就自己的身體狀況詢問宋美齡，孰知，宋美齡聽後想了很多：一旦先生突然半年沒有音訊，“總統”的職權由誰來代理？難道就沒有人趁機懷有僭越之念？蔣家的榮耀又由誰來承傳？是自己——蔣夫人，還是大“太子”——蔣經國？再者，如果先生半年不露面，臺灣島內，中國大陸，還有友邦人士又會有什麼不利的反應？……想到這些，宋美齡不由得怒火中燒，柳葉眉倒豎，不假思索地對蔣介石說：“你不要聽陳醫官誇大其詞，你的身體不是還好好的嘛，為什麼他讓你休息半年，真是豈有此理！這個陳醫官太不識大局了，我去找他去！”
宋美齡怒氣衝衝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讓人傳喚陳醫官來見。陳醫官一到，便遭到了她劈頭蓋臉的一頓訓斥：“你應該對事情有個輕重主次觀念，你這樣跑去跟先生亂講一通，會影響他情緒的，這個責任誰擔負得起啊！你這樣只會讓他心裏感受到更大的壓力，你知道嗎？何況他剛剛就任總統，他怎麼可以就這樣休息半年，我們的老百姓會怎麼想啊？先生是絕對不能在這個時機上休息半年的，這對國家會有很大的不利影響的，你想過沒有啊？”
因為宋美齡的干擾，醫官建議蔣介石休息的治療計畫只得落空，蔣介石本人也似信非信地繼續工作、生活著。
蔣介石的病情越來越重，醫官們往他的書房跑的次數也愈來愈勤，向宋美齡作的病情通報也越加嚴重，宋美齡也漸漸地感到了事態的嚴重性，她逐漸地認識到，一旦蔣介石的病情得不到及時的控制和治療，她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經過醫官們的說明，宋美齡決定加強“總統”醫官陣容，立即徵調“榮總”心臟科主任姜必甯、心臟血管科主任李有柄這兩位當時臺灣島內的頂尖心臟科權威加入“總統”的醫官隊伍。
1972年7月下旬，蔣介石的心臟病惡化，吃一頓飯，中間要停下來好幾次，喘上幾分鐘氣，再慢慢進食。有幾次，吃到一半，竟然全都吐了出來。7月22日中午，蔣介石在副官的照應下用午餐。這天，由於室內特別悶熱，又不能開電扇，蔣介石吃飯時便感到沒有胃口，勉強吃了幾口，邊吃邊喘，吃到一半時，便覺胸口堵得慌，連忙向副官招手示意，副官明白後，立即在他的座位旁放上一隻痰盂。蔣介石一轉臉，“哇”的一聲，將吃下去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
醫官們連忙趕到餐廳，只見蔣介石雙目緊閉，大口喘氣，四肢無力地垂在座位上，臉色泛青泛灰。
在場的醫官都知道這是心臟病突發的症狀，但是誰也不清楚如何急救，等到蔣介石稍微安靜下來之後，一位醫官給他一粒“麻地黃”隨一杯清水服下之後，侍從們將他抱到了旁邊的沙發床上休息。殊不知，休息了沒有多久，蔣介石又感到胸悶難受，醫生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想把他移到房間的臥榻上休息。可就在副官準備抱他時，蔣介石突然昏厥了過去。此時，陽明山蔣介石住的中興賓館上下亂成一團，醫護人員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緊張得連怎樣打開氧氣瓶都忘了，好在從榮總回來的陳醫官及時趕到，才開啟了氧氣開關，為蔣介石接好了氧氣管。
在大家手忙腳亂之際，宋美齡顯得臨危不亂，鎮定自若。她向所有的在場人員發出命令：從先生昏迷的那一刻起，你們必須停止一切休假；所有的文武服務人員，一律不得與家人聯繫；如有家屬來電話詢問工作人員去處，一律回答到南部出差，需要數天之後才回臺北；醫生必須及時將病情監測結果和發展情況作詳細彙報，不得有誤；必須儘快與美國方面聯繫，爭取心臟問題專家余南庚博士早日回台，參加“總統”的搶救治療工作。
宋美齡在鎮靜、傷心之餘，內心已做好了蔣介石撒手人寰的準備，甚至連怎樣從陽明山上移靈都作了預先安排，還指揮工作人員進行了模擬演練。
7月27日，蔣介石昏迷後的第五天，世界上治療心臟病的頂尖高手余南庚博士在宋美齡派出迎接的醫官盧光舜的陪同下，來到中興賓館，檢查了一遍醫療小組為蔣介石做的一些處置方法，他對醫護人員的搶救工作作了肯定。通過幾天的觀察，余博士認為讓蔣介石住在陽明山中興賓館並非萬全之計，不利於搶救和恢復，他建議應儘早住進榮民總醫院治療。
8月5日白天，蔣介石的侍從和醫療小組的醫護人員們奉命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將蔣介石送進榮民總醫院六號病房。晚上6時左右，從陽明山的中興賓館到石牌的榮民總醫院的道路上佈滿了軍警的哨卡，全面封鎖，任何車輛不得出入。夜幕降臨了，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將蔣介石抬上了一部從美國進口的新型軍用救護車。8時許，救護車在隨護車隊的保護、引導下，緩緩駛出中興賓館向榮總開去。為了防止車身顛簸給蔣介石造成生命危險，車開得極慢，十幾公里的路程，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完。之所以選擇夜間行動，除了此時路上人少、車行安全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消息洩漏，動搖“軍心民氣”；再者，到了夜間，“榮總”的病人稀少，醫護人員也多下班休息，利於保密。
六號病房本來就是為蔣介石專門設置的特別病房，與其他部門隔離，醫療器材一應俱全。蔣介石這次住院不比尋常，身邊的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近二十余人一同住進了六號病房，宋美齡、蔣經國、孔二小姐在六號病房內還開了單間住下，以備不測。由於進入“總統”醫療小組的成員都是經過宋美齡、蔣經國反復挑選和核查過的“党國”忠臣，因此，儘管精神壓力很大，但卻還是做到了任勞任怨，盡忠竭智，正是由於他們這份“忠心”，蔣介石的生命才得以維持了近3年時間。
對於宋美齡與蔣介石的結合，很多人習慣於歸類為政治婚姻，似乎兩大家族純粹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使二者牽著手進入教堂。其實，宋美齡與蔣介石感情還是蠻深的，尤其是西安事變時的“美人救英雄”成為一時佳話。特別是到了晚年，宋美齡本人無子息分心，要論對親人的感情，當然首推蔣介石了，正是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可以說宋美齡與蔣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兩人感情努力的結果。一位宋美齡的資深隨從回憶她在蔣介石昏迷期間的生活時說：“蔣介石生病那一陣子，宋美齡生活真的作了很大的轉變，為了蔣介石，宋美齡曾經作過相當大的犧牲。”他所謂的“犧牲”
，包括宋美齡日常生活作息長久以來形成的習慣，和她一向喜歡和官太太交際的習慣。
蔣介石病逝
1973年11月，國民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召開，在整個大會期間，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沒能親臨會場參加會議。按議程，大會結束那天，參加全會的其他9名主席團成員嚴家淦、蔣經國等人到“榮總”六號病房會客廳晉見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由於右手肌肉萎縮十分嚴重，即便坐著的時候也無法控制而不自覺地垂下來，而要面對鎂光燈和攝像機，使右手顯得無所障礙就必須想個辦法加以解決。一名副官靈機一動，想到了一條妙計：用透明膠布把蔣介石萎縮的右手綁在椅子的扶手上，然後再給他穿上長袍馬褂，這樣從外表上看，看不出他右手有多大問題。這條妙計立刻得到宋美齡和孔二小姐的贊許，隨從人員立即依計行事。佈置停當後，晉見大員魚貫而入，向總裁行禮致敬，蔣介石也用左手微微招呼一下，算作回禮。這次召見時間不長，醫護人員全體戒備，一旁待命。第二天報上登出了蔣介石接見“四全”主席團成員的消息，又使島內有關蔣介石健康狀況的種種猜測安定了一陣。
12月22日，蔣介石覺得身體狀況好轉，在宋美齡的一再要求下，經醫生檢查，同意他出院回官邸過耶誕節和新年並長期休養。然而，這年聖誕、元旦、除夕3大節日中，人們除了聽到一次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的元旦文告外，關於他的健康狀況一直毫無準確音訊，謠言又起來了。為了平息種種不利猜測，宋美齡給蔣介石排演了身體健康的節目。
新年剛過，適逢蔣介石的曾孫女蔣友松過周歲生日，蔣介石的孫子蔣孝武帶著孩子來到蔣的官邸拜望蔣介石夫婦。在宋美齡同意之後，蔣家決定向外界發表一張全家歡聚照片，證實蔣介石依然幸福、健康地活在人間。照片上，身穿黑色長袍馬褂的蔣介石坐在沙發上，用左手逗著小孩的下巴，面帶慈祥的微笑，在左側毗鄰坐著宋美齡，而右側立站著的蔣經國則幫助父親用右手攬著孩子，後面蔣孝武夫婦和蔣方良則姿勢、表情“自然”圍攏在蔣介石夫婦的身後。其實，蔣友松在蔣介石手上僅僅只有幾分鐘的時間。
蔣介石生前最後一次在媒體中露面是在他病入膏肓的1975年初，接見美國駐臺灣“大使”馬康衛。此前的1973年和1974年，馬康衛曾幾次向臺灣當局要求拜見蔣介石，均因蔣介石病重而被宋美齡以種種藉口謝絕。為此美國外交部和中央情報局從各個方面均判斷蔣介石將不久人世。這次是馬康衛離職回美的最後一次請求，宋美齡考慮到臺灣與“友邦”關係的維持和發展，與孔二小姐等人密商後，決定還是接見馬康衛為好，於是吩咐官邸的侍從人員和醫療小組為此做好準備。那天下午，馬康衛依約準時來到蔣介石的官邸客廳，蔣強作歡顏，打起精神坐在客廳中央的沙發上，宋美齡面帶笑容，陪伴在側旁。醫療小組的成員在後側隱蔽著以備不測，侍從副官們退在客廳後方等候調遣。
馬康衛一行坐在蔣介石、宋美齡不遠處，不時用眼光打量著蔣介石。一番寒暄之後，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蔣介石表情木然，偶爾嘴唇翕動，喉嚨間擠出幾個不連貫的辭彙，而一旁的宋美齡則用流利的英文將蔣介石對馬康衛為發展“中美”友誼所作的貢獻之類的頌揚之詞“翻譯”出來，與馬康衛侃侃而談。馬康衛只能將目光移向蔣夫人那張生動靚麗的臉龐上，與宋會談。
接見很快就結束了，蔣介石沒能起來送客，由宋美齡送到客廳門口。客人一走，醫療小組成員、侍從副官們面如土色，滿頭大汗地把蔣介石抱進臥室，大家舒了一口氣。
蔣介石久臥病床，不能視事，外界猜測頗多。蔣經國自1972年當上“行政院長”後，實權在握，“副總統”嚴家淦乃一介書生，自知純屬“蔣家王朝”的擺設。
在這種巔峰權力結構中，宋美齡的地位岌岌可危，但又不甘心失去往日的勢力，因此她急切地希望蔣介石能迅速恢復健康，正常工作。
1974年冬天，一場病毒性流行感冒在臺灣島內，特別是在臺北市蔓延開來，蔣介石也不能倖免，高燒持續不退，處於半昏迷狀態，不得已又住進了“榮總”六號病房，經過醫護人員的全力搶救，才脫離危險，在醫院養病。
臨近歲末年底，宋美齡心情急躁難耐，不顧醫療小組的一再勸說，非要搬回官邸過耶誕節，“我不管！他如果不搬，我還是要搬回士林官邸過Christmas（耶誕節）！我搬回去！”醫療小組只得聽從她的意見，把蔣介石送回官邸，將六號病房的幾乎所有醫療設備搬到了官邸。
1975年3月，過完春節之後，天氣漸漸轉暖，蔣介石的身體仍不見明顯好轉，宋美齡為此幾近病急亂投醫的程度，在一位心腹的建議下，她特邀一名美國胸腔專家來為蔣介石作進一步的診治。這名洋大夫看了蔣介石的病歷之後，認為他的病之所以不見起色，與他的肺臟有三分之二浸泡在胸腔積水中有關聯，由此，洋大夫建議對蔣介石作“肺臟穿刺手術”，把積水抽出，方可使心臟病好轉。此建議一提出，便遭到“總統”醫療小組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像蔣介石這樣年屆90高齡的病人做這種手術危險極大，他們不是不知道蔣介石胸腔積水甚多，而是覺得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讓積水得到控制，不再增多，能拖一天是一天，根本不能將積水抽出，否則蔣介石的心臟病會加劇，並可能伴發其他病狀。
宋美齡聽了贊否兩方面的意見，相信洋醫生並盼望蔣介石迅速康復的心理使她態度堅決，主張立即進行穿刺手術，並表示：“專家們提出的意見很好，我們何嘗不試一試，這事就這麼定了，有什麼事，我負完全責任。”
醫療小組出於對宋美齡威嚴的懼怕以及一般的醫療責任原則中尊重家屬意見一款，只得順從她的意見。
一切準備就緒後，美國專家開始對蔣介石施行背穿刺手術，從蔣介石的肺臟中抽出了近半升膿水，手術算是做得圓滿成功。但伴發病和後遺症隨之而來，當晚蔣介石的體溫猛升至41.2℃，官邸上下人員立即危恐驚慌，亂成一團，宋美齡也頓時黯然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蔣介石的小便較之往年提前出血，且來勢兇猛，醫療小組不得不在一夜之間為蔣介石輸入250cc血漿，才將尿血病狀稍稍穩定下來。蔣介石的心臟在持續高燒和小便大出血的困擾下，停止跳動的頻率越來越大，間隔愈來愈短，一夜之間達到數次。醫官私下裏講：“老先生的大限怕是不遠了。”不祥之兆從天而降，官邸上下人員滿臉愁雲，少有聲息。
3月29日，蔣介石從昏迷中醒來，虛弱的身體使他難以坐起來說話，自知來日無多的他氣喘吁吁地吩咐宋美齡、蔣經國將臺灣的黨政大員召到身邊，口授遺囑，由國民黨副秘書長秦孝儀執筆記錄。蔣授完遺囑後，病情忽好忽壞，蔣府上下一片愁雲。
1975年4月5日，是中國人的傳統節日——清明節，人們會在這一天燒紙錢或用佛教的規矩做些儀式祭祀死去的先人或親朋故舊。這天清晨和上午，臺北的天氣異常晴朗，幽靜的蔣官邸到處是鳥語花香，景色宜人。
蔣介石這天早上身體和心情似乎比往常好了許多，神志也特別清醒，讓人扶他坐到輪椅上。蔣經國一大早就趕來向蔣介石請安，在廳外稍等了片刻，就來到蔣介石的身邊。蔣介石滿面笑容地招呼兒子坐下，詢問他清明節和張伯苓百歲冥辰的有關事宜。蔣經國細細作了稟報，隨後告辭。望著兒子走出家門的背影，蔣介石慈愛地關照道：“經兒，你應好好多休息。”
接近中午時分，強烈的陽光使得天氣變得悶熱起來，蔣介石的情緒也煩躁不安，躺也不是，起也不是，滿臉怨氣和怒氣。
醫生們勸他安靜地在床上躺著，但他一言不發，一會兒起床，一會兒躺下，反復無常，醫生和隨從們都覺得情況不對，但都悶在心中，誰也不敢多說一句。
晚上，蔣經國又回到父親的官邸，陪宋美齡共進晚餐後，他照例先向蔣介石請安，然後在他房內兩人談了幾分鐘。蔣經國見父親似乎有些倦容，就說：“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門之前，他吩咐醫生給蔣介石吃幾顆鎮定劑。所謂的鎮定劑是假的，因為自蔣介石心臟不好以後，醫生就不主張再給他吃安眠藥或鎮定劑之類的藥，以免影響他的心臟，因而都是以一些維他命藥丸來哄騙蔣介石，叫他吃了還是可以在心理上產生“催眠”效果。
這天晚上20時55分，蔣介石的心電圖上的心搏曲線突然變成了一條白色直線。當班的護士召喚所有的醫護人員立刻到蔣介石身邊進行急救。那天值班的醫生是俞瑞章，他身穿睡衣，狼狽不堪地沖到蔣介石病榻前，二話不說，就給蔣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實施電擊。可是連續做了幾次電擊，蔣介石的心臟一點反應都沒有。這時，醫療小組知道事態非常嚴重，這次要救活蔣介石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立刻向宋美齡和蔣經國報告這個不幸消息。
當晚，蔣介石辭世。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在89歲高齡從這個世界上永遠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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