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尋租（Power Rent-seeking）

什麼是權力尋租

　　“權力尋租”是政府各級官員或企業高層領導人利用手中的權力，避開各種監控、法規、審核，從而尋求並獲取自身經濟利益的一種非生產性活動。

　　政府官員行使政府給予的權力，包括對各種資源的調控，“權”莫大焉。如果對他們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管理，而他們本身道德意識和法制觀念又淡薄，那麼，他們就會喪失理性，以權謀私。尋租現象由此而生。

　　以新聞界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聞報道權，來達到向報道對象“尋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脅、敲榨報道對象；一是為報道對象胡編亂造，大肆吹捧，以換取經濟回報。除了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外，還有變相的拉贊助、拉廣告、收禮品、到企業兼職、參加企業出錢的旅游活動，等等。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軌日益深化，“權力尋租”現象並未稍減，而且變得更加隱蔽，以致要對這種現象進行治理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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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尋租的形成原因及治理^[1]

　　權力尋租概念源於經濟學中一個解釋特定腐敗現象的重要理論，即尋租理論。為了便於理解，需要說明一系列相關的概念，包括租金、尋租、權力尋租、腐敗。

　　租金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但隨著理論研究的發展，其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最早，租金就是地租。後來泛指一切稀缺的生產要素所帶來的超額收入。現代研究發現，政府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如進口配額、生產許可證發放、價格管制，乃至特定行業的特殊管制包括對從業人員數量的限制等等，都可以造成人為的稀缺，從而也會形成超額收入。因此，現在使用的租金概念就進一步擴大到包括公共權力對經濟活動干預或管制所形成的超額收益。

　　既然政府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自然就會有人要進行尋求這種干預和管制從而獲取租金的活動。這被簡稱為尋租。需要指出的是，尋租概念中的租金並不是所有的租金，而特指源於公共權力的租金即權力租。因此，尋租可被稱為權力尋租。一般來說，傳統經濟租的存在及其被獲取是合理、合法的，而權力尋租則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權力租的形成包括被動和主動兩種情況。例如，現今各城市對計程車牌照的數量限制，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而一些地方政府在《行政許可法》之外，新設立了一些不必要的審批事項就屬於主動的情況。這種主動形成權力租的活動也被稱為政府設租、創租或造租。

　　顯然，尋租或權力尋租是一種腐敗行為，但腐敗並不只限於權力尋租。準確地說，權力尋租是發生在政府和私人之間以及經濟活動領域的，旨在獲取權力租的腐敗行為。通常，這種腐敗行為屬於賄賂。如果行賄方是利益集團或企業，就是商業賄賂；如果只是一些特殊的個人，就是一般的賄賂。但如果兩個村民因鄰裡糾紛打官司，其中一方賄賂法官（主動與被動都無關）以謀求偏袒，就不能算作尋租行為，儘管對於法官來說這也是腐敗。

　　需要說明的是，中紀委、監察部正在開展的糾風專項行動所針對的“權力尋租”行為，範圍可能限定在經濟領域，也可能超出經濟領域。因為從懲治腐敗的效果來看，任何學究式、書生式的限定，客觀上都會起到某些負面效果。反腐敗機構的行動應當針對所有的腐敗形式。

　　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尋租是一種純粹的財富轉移活動或非生產性活動。也就是說，尋租活動不創造任何財富。所以，即使從經濟維度來看，也不應鼓勵這種活動，而必須進行制止。更嚴重的是，這種純粹的財富轉移活動通常意味著社會強勢集團對弱勢群體的掠奪，因此很容易導致社會的不平等和利益分配的矛盾。權力尋租普遍涉及群眾的切身利益，是人們關註的熱點，已成為社會發展的不穩定因素。另外，尋租活動客觀上對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也會造成破壞。因此，非常有必要對權力尋租行為進行治理。

　　對於治理尋租腐敗的基本建議有：一，實行“小政府”模式，政府要儘量減少或取締不必要的對市場經濟活動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二，對於必不可少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要透明化或市場化。我國所實施的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就同時包含了這兩個方面的內容。首先，大量的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事項被清理、取消了。其次，對於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實行了較為嚴格的過程管理和責任追究制。

　　當然，尋租理論的對策建議都屬於制度預防或源頭治理之策。事實上，政府有效的監督、懲治權力尋租活動，也許是更為直接的對策。此次紀檢監察機關開展的專項糾風行動，同時兼備了事後打擊和事先預防的監督功能，只要認真執行，應當會取得一定的效果。

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裙帶資本主義（英語：Crony capitalism），又稱官僚資本主義、朋黨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密友資本主義、關係資本主義，描述一個經濟體中，商業上的成功與否取決於企業、商界人 ​​士和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是否密切。這種偏袒可能是表現在法律許可的分配、政府補助或特殊的稅收優惠等等。

裙帶資本主義被認為經常出現在政治上的任人唯親，並滲透到商業世界，存在利己關係的友誼和親情的商人和政府官員，影響到經濟和社會。它破壞公共服務型的經濟和政治理想；多數國家或多或少都有裙帶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若有嚴重的裙帶資本主義，其民主制度只是空殼子。

裙帶資本主義在實踐方面[ 編輯]

在它最輕的表現形式上，在裙帶資本主義下設的市場主體之間會存在相互勾結。雖然仍有輕微的互相競爭，但他們會提出一個統一的戰線，如政府補貼或援助請求（例如同業公會）^[1]。

新加入市場的主體可能很難找到貸款或取得的貨架空間來銷售自己的產品，在技術領域上，他們可能從不與競爭對手協調，銷售網絡將拒絕援助的其他參與者。儘管如此，如當法律造成的障礙較輕時，仍然有被競爭對手“破解”的系統，尤其當行業內的舊經營者已經變得效率低下，而不再符合市場的需求。這時，其中的一些暴發經營者卻可能建立起網絡，以阻止任何其他新的競爭者。這樣的例子包括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財閥、印度的印刷媒體、韓國財閥（三星為代表）、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黨產、中國共產黨（太子黨）^[2]，以及由強大的家庭控制了大部分投資的拉丁美洲。

媒體榜單[ 編輯]

2014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發布的含有23個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指稱，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最高，富豪財富佔GDP的比重接近80%，排名第二的則是俄羅斯，大約為20%，中華民國位列第10，中華人 ​​民共和國為19位。《經濟學人》表示，國家通過控制大多銀行和資源，可以減少裙帶尋租的存在。^[3]

因為《經濟學人》的統計方式過於粗糙，不少人對此榜單提出疑問，並質疑這份榜單的有效性。“全球反腐敗”網站作者Eden Schiffmann撰文評論道，“雖然各種榜單看起來總是可笑的並且飽受爭議，但這份所謂'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榜單可能連裙帶資本在這些國家中所佔據的比例都沒有告訴世人。”《經濟學人》自己也在文中承認指數統計方法有“局限性”，例如忽略尋租者是否公開財產，判斷尋租重災區的方式有些粗暴，只計算億萬富翁等。^[4]評論員鄧聿文指出中國需要解決積重難返的裙帶資本主義，“GDP全球第一”對民眾而言並無實際價值，《經濟學人》對中國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排名具有誤導性。^[5]還有評論指出，儘管在榜單中，中國排名世界第19位，遠遠好於人們的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存在“抱團式”腐敗，形式多樣，行為隱秘，危害甚大。^[6]

秩	國家/地區
1	香港
2	俄羅斯
3	馬來西亞
4	烏克蘭
五	新加坡
6	菲律賓
7	墨西哥
8	台灣
9	印度
10	印尼
11	阿根廷
12	南非
13	巴西
14	土耳其
15	英國
16	泰國
17	美國
18	波蘭
19	中國
20	法國
21	日本
22	韓國
23	德國
來源[ 1 ]

母親節歌曲

高調亮相紅場閱兵，中國在冒險嗎？

今天，在莫斯科紅場舉行的慶祝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暨蘇聯衛國戰爭勝利70週年閱兵式上，中國派出了最豪華的陣容。112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組成的方隊，由一位少將擔任領隊，走過紅場。而站在閱兵主席台上的，還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這是新中國歷史上，最高領導人和中國軍隊第一次共同出現在他國的閱兵場合，意義自然非同尋常。

相比於5年前，俄羅斯邀請到了美、英、法等二戰盟國的軍隊參加閱兵，連因卡廷慘案一直積怨甚深的波蘭也派兵助興，這次閱兵，這些國家都以各種理由推脫拒絕，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烏克蘭。

相對於歐美國家刻意的冷落，中國這次高規格參加紅場閱兵，可以說是給足了俄羅斯面子。

現實

其中的原因，一般的解釋是中俄兩國共同面臨美國的戰略壓力。

對俄羅斯來說，北約借烏克蘭危機東擴，侵入其傳統勢力範圍，領土安全壓力陡增。同時歐美的經濟制裁、國際油價下跌，使得這個能源產業獨大的國家，經濟面臨下滑的嚴峻壓力。俄羅斯也在尋求突圍，但加快推進歐亞經濟聯盟，缺錢，開發遠東，缺錢，跟朝鮮接觸，談東線油氣管道經道朝鮮輸往韓國，朝鮮說，我也沒錢，要不咱以物換物？

而對於中國來說，美國重返亞太，挑唆一些國家搞東南沿海的領土爭端，意圖牽制中國，這邊的戰略壓力也不小。所以，表面上看，兩國似乎是因為共同的“敵人”走到了一起。

但這僅僅是看起來很有道理。如果我們深入去分析，俄羅斯面臨的戰略威脅是最現實，也是最直接的：經濟制裁未銷，烏克蘭危機差點到了動刀動槍的地步，從俄羅斯的幾次突圍看，騰挪的空間有限。而對中國來說，東南海的領土爭端還在掌控中，遠沒有達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同時，中國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同歐美、東盟、南亞、中亞、非洲等國的經貿合作有條不紊進行，迴旋空間較大，比俄羅斯的戰略壓力明顯小很多。

所以，把當代國際關係簡單理解為美、俄、中的“三國演義”，無疑還是冷戰的框架，現實比這複雜得多。

民意

對於中國與俄羅斯“大秀親密”，國內的網絡民意，也大有可味。國內民眾對這個傳統鄰邦複雜的情感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老大哥”情結。但這已經隨著蘇聯的解體煙消雲散，留在老一輩的青年記憶中的，恐怕也只有《喀秋莎》、《紅莓花兒開》這些文化印記了。

二是“戰鬥民族”的精神。這個娛樂化的成分更多，無非等同於血性、粗野，甚至帶有點未開化的嘲諷味。

三是“老毛子”的陰謀。這個植根於民族記憶深處“割地賠款”的痛點，很大程度來源於我們近現代史教育，時常會爆發。比如去年俄羅斯遭受經濟危機，中國表示“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助俄脫困”，網上馬上就有輿論反彈，《20年來俄羅斯對中國使了哪些壞？》《中國，你憑什麼去就那個惡鄰俄羅斯？》等等，這些文章的走紅一部分反映了現實民意，有時候來勢洶洶。另一種帶點戲謔的陰謀論，比如蘇聯生物學家發明了秋褲，使中國人失去耐寒力等，無疑也是暗合了民眾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當然，這種情緒往往會引到一個預設的結果：中國近代史上，只有美國沒有侵占中國一寸土地，還捐助中國興辦教育，巴拉巴拉……這種歷史觀簡單幼稚，但煽動力強。

意圖

所以，從國際形勢和國內一些民意看，中國這次高調支持俄羅斯紅場閱兵的決定，是一招“險棋”，但絕對值得冒險。

險則險在這次高調挺俄，容易給歐美以口實，在輿論上大造中國和“烏克蘭侵略者”俄羅斯為伍，坐實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這對中國來說，自然是不願意看到的。對於困境中的俄羅斯來說，將中俄死死綁定，藉以自重，倒是樂見其成，也可以增強與西方談判的底氣和價碼（這於去年烏克蘭危機剛發生後，俄羅斯官方急於向世界散佈中國支持的消息，後被中國謹慎澄清的故事，可見一斑）。所以，這次閱兵，已有西方媒體稱俄羅斯藉此尋求新盟友，所指非常明顯。

但對中國來說，這頂高帽還是不戴為好，與俄羅斯的關係是“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正在深化，但絕不是“同盟關係”。高層是清醒的。這從上個月，習近平參加萬隆會議60週年紀念活動可以看出來。中國依然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奉行不結盟的和平外交理念。去年，外交部也強調了，中俄的安全合作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這種姿態，給中國的外交帶來了很大的自主性和靈活度，在實際操作中，一定要謹慎堅持。

而對於國內民眾的某些質疑來說，可能更需要做長期的解疑釋惑工作。因為中國要恢復歷史榮光，需要一個更加健康積極的國民心態。歷史受害者的情緒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凝聚民族向心力，但也容易產生非理性的排外心態。這點上，我們可以向俄羅斯學習，學會將民族的苦難歷史，從屈辱史、受迫害史敘事方式，慢慢轉向英雄的敘事模式。當然，這個英雄不僅是一個一個的個體，更應著眼於整個民族精神的塑造。

雖然說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但現實未必公平。作為亞洲主戰場的中國，為二戰犧牲了3500萬軍民，而歐洲主戰場的俄羅斯，則付出了2700萬生命的代價。這兩個為二戰勝利付出慘痛代價的國家，卻在現實中碰到了歷史解釋權問題。

對俄羅斯來說，閱兵一方面是反擊西方的製裁和集體抵制，另一方面，迫切需要通過紀念二戰，重新樹立歐洲“解放者”的角色，以抵抗在東歐等國來勢洶洶的“去蘇聯化”。在俄羅斯看來，這些國家的“顏色革命”，無疑有著西方的支持，直接冒犯了俄羅斯傳統的勢力範圍。

而中國則面臨另一個問題。

作為戰勝國，中國與美、英、蘇三國一同締造了戰後和平的國際秩序，只不過這個地位因國民黨政權的失敗，以及冷戰的降臨而流產。而中國因為中日友好的外交需要，以及在一些抗戰問題上關涉兩岸關係，所以在紀念活動上較其他二戰國家低調很多。

因而，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下，二戰敘事長期被“西方中心主義”佔據。比如，國際性的二戰紀念活動，多數在5月8日“歐洲勝利日”（俄羅斯定為5月9日）舉行，猶太大屠殺紀念日被確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每年的紀念活動都備受全球關注，相較而言國際社會對南京大屠殺知之甚少。翻開西方二戰史著作，中國戰場至今沒有得到和歐洲戰場相對等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中國二戰歷史解釋權薄弱的一個表現。

就現實來說，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在戰後沒有得到全面的清算，所以幾十年間，歷史問題總是成為兩國關係的芥蒂，甚至在8月15日是“投降日”還是“休戰日”的定義上，居然還有疑義。在世界歷史上，一個戰敗國居然對戰勝國“強詞奪理”，真是咄咄怪事！從根源上看，還是我們沒能牢牢​​把住對二戰歷史的話語權。

所以，從去年開始，中國立法確立了三個紀念日，“抗戰勝利紀念日”(9.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12.13)和“烈士紀念日”(9.30)，對抗戰勝利的高調紀念以及主動參與世界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紀念活動，並不僅僅是表達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強硬態度，也是中國進行國家與民族的意識形態建構的重要途徑，進而提昇在現實國際博弈中的道義基礎。